“相逢不用忙归去，明日黄花蝶也愁。”

后人用苏轼这两句诗中的“明日黄花”来比拟失去新闻价值的新闻。起初我把它看作贬义，后来细品，觉得不是。黄花者菊花也。新闻贵在新。但是，“明日黄花”不再新鲜，失去观赏价值，但并非一无所用，还有其他价值，比如药用、茶饮用、怀旧用等。我对“明日黄花”的这个别解，是否有些道理?不妨常品品“明日黄花”，特别是新闻工作者。

适逢建市60周年，回忆起我的明日“黄花逸事”。

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石嘴山市。时值文革初期，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想调离学校。为了远离政治漩涡，我要求调到学校当教师。大家对我的要求疑惑不解。经我再三坚持，组织同意了，我先是在城市中学任教，后又分到黄河岸边的礼和公社，成了这里第一位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教师。至今还有人问我:“在农村八年，你后悔吗?”我说:“我要给自己点赞。这八年夯实了我人生最坚实的基础。”

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在礼和，我被看成“笔杆子”，当成“香饽饽”，名列“公社通讯组”，有了“通讯员”的头衔，我的热情十分高涨。如同黄河岸边荒野上的蒲公英，花虽小，可我是唯一的，无拘无束地生长。虽无竞争和压制，但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高。我采写新闻稿件给《宁夏日报》投稿，复写后再寄给宁夏人民广播电台、石嘴山广播站。广播站的编辑曾开玩笑说:“你给广播站的稿子，总是最看不清楚的那一份。”有人曾对我说:“你的稿件质量一直比较高。”我回答:“质量高低，定位很重要。”

1970年7月20日，《宁夏日报》第二版刊发了我以“石嘴山市礼和公社通讯组”名义写的小评论《在农村生根开花》，这是我在省级报纸刊发新闻评论的开始。广阔天地让我与新闻正式结缘。

1971年、1972年，我以“礼和公社通讯组”名义采写了《石嘴山市礼和林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》《团结战斗保田园——记石嘴山市礼和林场的抗洪斗争》等消息和通讯，相继在《宁夏日报》刊发。这些报道给我带来机缘。1972年5月的一天，公社通知我有任务。赶到后，经介绍知道，《宁夏日报》记者蔡资奋老师准备写一篇关于礼和林场的通讯，点名让我陪同。蛰居黄河岸边的我，平生第一次陪同省级报社记者采访，意外得有点受宠若惊。我兴奋地接受了任务，虔诚地陪蔡资奋老师到林场采访，采访中认真学习。

晚上，蔡老师对我说:“我们就写一篇马寿山的人物通讯，你执笔写。”我再次感到意外，诚惶诚恐地说:“我可以吗?”蔡老师说:“我看过你写的稿子，没问题。你写第一稿，第二稿我写。”“写什么，怎样写?”蔡老师说:“放开写。写最感动你的事。作者感动了，读者才可能被感动。”

蔡老师这些话，对我影响很大，至今我都这样做。放开写，除了不拘泥“套路”“框框”，再就是放开视野，尽可能多地搜集素材，尽可能深入地挖掘新闻事件、新闻事实的价值，然后满怀激情地撰写。唯此采写出的稿件才能感动自己，也才可能感动读者、听众。

在这篇稿子动笔前，我按蔡老师的要求，又去林场采访过几次。构思、撰写、修改，几经反复，最后敲定题目《黄河之滨不老松—记石嘴山市礼和林场党支部书记马寿山》，成稿。怀揣初稿，忐忑不安去交稿。蔡资奋老师审阅后说:“你又去采访了?”我说:“是的。”他说:“深入采访，多获取材料，稿子才能写好。这稿子不错，可以用。”我又一次感到意外。1974年6月30日，《宁夏日报》第三版用近一个整版刊发了这篇署名“本报通讯员、本报记者”的通讯，配发了我拍摄的照片。这篇通讯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马寿山同志后来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新闻单位、宣传部门和教育界也因此十分青睐我。直到今天不少人还会提到，你在《宁夏日报》刊发过一篇“黄河岸边不老松”。得意之余我经常提醒人家，是“之滨”，不是“岸边”。心想，咋把这么有文化的“之滨”就记成了“岸边”?前时写本文时，突然感到，岸和滨虽同义，但还是有差异。“岸边”比“之滨”口语，接地气，用在这篇农村题材通讯题目中更好。看来，不是别人后来记错了，而是当年我写错了。你说呢?

两个词组，45年后我才幡然悟透。时间是试金石，“明日黄花”确有细品回味价值。